5月15日，日本央行公布数据显示，4月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CGPI）同比上涨4.9%，达到132.8，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3.0%涨幅。这一增速较3月的2.9%大幅加快，创下自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分析指出，受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攀升，加之石脑油供应紧张，导致石油制品及化学制品价格大幅上涨。

日本央行数据还显示，4月进口价格指数（以日元计价）同比飙升17.5%，反映出日元持续贬值叠加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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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闪评》栏目采访时表示，日本本轮通胀更具输入型以及货币型的双重特征，持续性可能更强。

日本此轮通胀是由地缘冲突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来共同驱动形成，它更容易形成一个“贬值、进口通胀、再贬值的循环”。

此轮通胀扩散到了化工、有色金属等上游的全产业链，对于制造业利润的挤压效应可能会更加显着。

当前日本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政策应对的空间相对收窄，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利率风险在上升，经济衰退的风险与通胀压力交织。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实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日本央行负责人表示，原油涨价“正逐步影响到广泛产品”，预计今后影响将继续扩大。

5月15日，日本国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刷新历史最高水平。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1%，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2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3.495%，创下1997年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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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昊宇解读称，这一现象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忧虑正在持续加深。

市场抛售长期日本国债，不仅反映出对于日本通胀局势的担忧，更体现出对于日本央行将减少购买国债，导致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情绪。

还有最根本性的一点，现在日本国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占GDP比例已经突破了240%。投资者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也在不断上升。叠加现在通胀侵蚀了债券的实际收益，市场更容易一有风吹草动就触发恐慌性的抛售。

日本央行近日公布的4月货币决策会议纪要显示，在4月27日至28日的会议上，尽管央行决定将短期政策利率维持在0.75%不变，但九名政策委员中有三名主张将利率上调至1.0%，显示出委员会内部对尽早加息存在强烈呼声。

结合日本央行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市场预计6月加息概率约为70%。路透社的调查也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将在6月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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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昊宇分析指出，日本央行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困境，正深陷“控通胀、稳汇率、保增长、防债务”的四重目标矛盾之中。

一方面现在通胀数据还在飙升，加息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对于进一步加息的态度非常谨慎，担心冲击经济和财政，同时日元现在持续贬值也在加剧输入型的通胀，而经济增长预期也是一再调低。

如果6月份仅仅象征性地加息25个基点的话，现在看来恐怕还难以重建市场的信任。反而可能会被外界视为政策偏软，进而强化日元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象征性地加息如果达不到预期，可能会导致国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

项昊宇进一步指出，当前政策困境的核心矛盾在于：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财政扩张政策与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取向产生严重冲突，这种政策错配不仅将制约经济增长动能，更可能将日本经济推向“滞胀”的险境。

首先，日本的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未来的财政补贴每个月耗资需要6000亿日元，虽然短期内或许能够抑制能源价格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规模，推高国债的收益率，削弱央行紧缩政策的效果。

其次，补贴用于支撑家庭的需求，可能与央行现在抑制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会导致核心的通胀粘性增强，迫使央行来进一步加息。

第三，加息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担忧，会加剧国债的抛售以及日元的贬值，进而推高进口的通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第四，这种政策的割裂也会削弱市场的信心，投资者可能会质疑日本国内政策协调能力，进而加速资本的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