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档期的院线扛把子，无疑是开分8.5的《我，许可》。
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带妈妈去看的电影，我在当初看了内部场之后就非常喜欢，但介于天价的保密协议，不得不忍到上映之后才写这篇文章。
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小学老师许可想做掉一个子宫息肉，却因为没有过性经历而受到了多方阻挠，同时又跟前来投奔她的妈妈胡春蓉之间，因生活而产生了种种啼笑皆非的冲突。
这部电影只有两条比较具体的推进线索：许可的手术能不能做，离家出走的胡春蓉何去何从。两条线因母女双方的物理生活空间交织在一起，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
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的第一评价是轻盈，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它犀利。
首先，电影确实是轻盈的，它用温和的镜头语言将很多沉重的问题化于其中，本该有的愤怒和戾气如奶油般化开，像一层薄膜一样轻轻地覆在你的感官上，让你的观影感受和那些沉重的情绪隔离。
但细想之下，电影也确实讨论了很多相对犀利的问题。女性的医疗困境，默认的男性，女性的家庭困境，身材焦虑，学校生理教育的缺失……相比之下，电影唯一的”显学”亲子关系，仿佛就像大蜜丸中的那一点蜂蜜，作为粘合剂的同时，也让药显得甜了一点。
今天这篇文章，在不太（？）涉及剧透的前提下，我想为大家分享几个《我，许可》中的彩蛋，借此把这部片子平铺开来，透过它们来看看电影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身上正在发生什么。
· 失去名字的阴道瓣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除了小玩具，可能就是阴道瓣。可能是我阅片量相对少的缘故，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阴道瓣”这三个字出现在电影里。
许可做手术的桥段，并非是电影为了展现冲突刻意营造的特例，无数女性在生活中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境，比如我。
我在一次体检中曾希望做一次阴式B超，被体检中心的医生以未婚为理由拒绝，同时拒绝的还有父母的签字——“只有老公能签这个字”。
如果说电影中白客饰演的大夫寻求家属签字的原因只是担心家属因为那层膜的破损来闹，那现实中很多医疗机构拒绝为未婚女性开具相似检查的原因仅仅是”不能未经许可开封了他人的所属物”。他们默认女性该是某些人的所属，即便这个人此时此刻并不存在。
在他们眼里，女性是不配为自己的身体做主的，更不配为体内的那层膜做主，因为它是留给未来某个人的礼物。
所谓”处女情结”，本质上其实是对女性的物化。它否认了女性是一个拥有自主意识、情感与权利的人，它用所谓”纯洁”这个看似高贵的词，将女性的人格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矮化，将女性从”人”异化为一种性资源和容器。
“这种情结幻想的是一种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支配权。它容不下女性有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亲密体验，本质上是想把女性当作附属品锁在私有领域。”
阴道瓣可以因为进化的缺失而生长在人的身体里，但处女膜，只有物品才能携带。
而当这种物化逻辑渗透进医疗系统，它所波及的就不只是患者了。
· 男妇科医生
把自己的处女情结化为一个名称附着于其他人的身体上，这么可笑的事情竟然可以延续到2026。而更可笑的是，更为荒唐的事与电影的上映同时发生在现实中。
电影中，白客所饰演的陈瑜就是一个男妇产科医生，影片刚开始的时候就因性别男惨遭老太太退号，后来还因为给十五岁女孩开具尿检而被家属投诉。他的做法是非常典型的防御性医疗，简单来说就是想要看病，先求自保。
所以他反复要求许可的亲属为其签署同意书，“我更怕你的想法随时会变”。这让他的态度成为了电影中强化冲突的一大核心动力。
既然我们同为人，每个人的身体也都可能患病，而任何一个医学学科都是基于研究人体的实践科学，那在临床上，就不适合以所谓的”社会性别”来冲击医学的科学性。
不平等是会遭致孽力回馈的，当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用凝视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用那层膜来衡量一个与自己同等的独立个体的价值，这份无意识的恶意经过成千上万次过滤，会像回旋镖一样打回到特定群体中的少数人身上。像同陈瑜一样的男妇产科大夫，像娶了再婚妻子的丈夫。
而当我们的镜头再拉远一点，不公平的两性环境所伤害的，远不只有女性。
像青春期长得比较羸弱的男孩，像在传统家庭中成为”顶梁柱”的父亲，像因为凑不出彩礼钱而被迫单身的男青年……
人类社会是一个会自主”代偿”的结构，当一方面缺失，自会以更畸形的方式补上，来应对这种不公，比如男妇产科医生的权益，再比如彩礼。在一个不公平的结构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而这种不公平的结构，往往从家庭内部就开始了。
· “家政服务”
据统计，全世界75%的无偿工作由女性完成，女性们每年合计为全球GDP贡献10亿美元。
英国作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说：从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似是生产率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假象，这种所谓的繁荣，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的女性外出工作了。
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只是发生了转化：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域。
未能衡量无偿家务劳动，可能是所有数据中最大的性别缺口。据估计，无偿照护工作可占高收入国家GDP的50%，在低收入国家则可占80%。
而这么庞大的工作量，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是隐形的。就像许可连外卖都不会点的的父亲习惯了有妻子做饭的日子，甚至自以为可以统治她全部的生活，包括那棵无花果树。
而就像胡春蓉一开始所投入的家政服务市场一样，这些曾经在生活中所无偿承担的”义务劳动”，当它真切地被投入劳动力市场，被量化之后，只需要更短暂的工作时长，就可以获得另一个自由的人安身立命的资本。
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中的”家政服务中心”，其实也是这些离开家的女性们，得以收获自己的第一站——当她们离开家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用自己曾经在家的免费劳动获取报酬，她们不但能活得很好，更能成为她们自己。
但如果从一开始就不进入那个需要”离开”的结构呢？电影中的许可，似乎选择了另一条路。
· 自愿单身的女性
有人说，如果说《好东西》所展示的是当前社会环境下绝望的异性恋女性，那《我，许可》中所展示的，就是自愿单身的女性群体。
相比之下，前者可能需要一个幡然醒悟的过程，后者可能更像一个不愿意被拆碎完整自己的人，在婚恋面前的望而却步。
在很多时候，在当下将自己投入婚恋市场，也就意味着”我同意当下男权社会的固定叙事”，这份同意书很可能让人成为一个男人背后的”太太”，成为一个家庭里的义务劳工，成为被下一代所”啃食”的牺牲者。无论如何，都是以牺牲”自己”为前提，以换取一种当前社会框架下的稳定感的交易。
有一种社会学言论是，婚姻是资产阶级的算计，更是权力运作的需要。这句话并不仅仅在说婚姻是一种财产制度，还意味着婚姻对于当下社会而言，自成一种受力结构。也就是说，在某些顶层算计里，婚姻作为一种结构中的单元，它被迫承担了很多社会需要去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比如个人安全，养老等。当这些无法失去的东西被迫由家庭承受，选择不进入婚姻，就变成了一种高成本和高风险的选项。
而拒绝这种交易，也就等于在更平等的关系来临之前，或者在永不期待亲密关系的前提下，暂且忍受这种不稳定，自愿承受某种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倾轧。
这种倾轧比如：胡春蓉对许可的催婚，门房大爷的碎嘴子，再比如许可那台迟迟无法进行的手术。
保全完整的自己，还是牺牲它们换取一部分基础支撑，这就是在当下，许可们所面临的问题。
而对于更年轻的女孩来说，这种”牺牲自己”的压力，甚至在她们发育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 身材焦虑与性别凝视
电影中，许可发现自己的学生黄薇一个人去看妇科，感到非常担心，家访时意外发现对方倒在家里，经过抢救才知道黄薇为了减肥，误吃了堕胎药。
身材焦虑，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电影中非常温和地将原因一带而过——“女主播身材都很好”“发育时身上长了好多肉”“我就是想要瘦一点”。
看起来好像是女孩子自己受到了网络上复杂声音的干扰，但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中，情况远比电影里要复杂得多。
全红婵在做客《人物》的时候也谈及自己所正在经历的发育关。她为了减重每天只吃一顿饭，为了保持成绩更加刻苦地训练，不敢上称，不敢穿裙子，将四肢裹在长衣长裤里，连照镜子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身材产生不满。但即便如此，“五短身材”“筒型身材”“发育失败品”……这些声音从未远离过她。
不只运动员，发育这件不能再普通的事，在很多女孩的人生经历里也是非常重大的一关，这一关不光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心理。有一个词叫”发育霸凌”，发育过早的女孩子，会被传黄谣，会被一些男生用意味不明的眼神盯着，被扯肩带，喊”奶牛”，被质疑”是不是偷偷吃激素了”……而发育晚的女生同样无法摆脱这一切，就像电影里许可对黄薇说，自己当年因为发育晚，被男生”许哥，许哥”地叫。
相反，男生的发育期，很多时候是伴着对第二性别的审视和性羞辱的，而被审视者仿佛只有两条路：忍气吞声，或者愤而反击。
2004年，初中生彩子，因为一份流传在班里的”处女排名”，将削尖的2B铅笔扎进了前排男生的后背；2009年，高一的王晶晶因为一个打碎的水杯被贴上了”神女”的标签，她的生活从此迎来了一场海啸，甚至曾两度尝试自杀，近年才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维权；2025年，14 岁女生小琪因胸部发育较早，被男生长期起侮辱性绰号，并伴随露骨玩笑、故意触碰、弹内衣肩带，出现严重社交退缩与抑郁倾向……
我们有时候会说，女生要拒绝身材焦虑。类似的说法其实很吊诡，因为它非常巧妙地将视线从外界转移到了女性自身，仿佛这是一件可以以”修自身”来解决的个体化命题。但事实上，身材焦虑源于性别凝视，将这种凝视内化的人会焦虑于自己的身材，而拒绝这种凝视的孩子在生活中惨遭报复。这是结构性压迫投射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阴影，远远不是一句”NO”就可以改变的现实。
正因为这些现实太过熟悉，当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某些场景时，身体会比大脑更快地做出反应。
· 对发生过什么的恐惧
很多人表示，在看到黄薇捂着肚子倒在家里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她遭遇了某种侵害。在胡春蓉在派出所维权的时候，对方那句”她勾引我儿子”一出，便以为她不会维权成功。看到许可裤子沾血的视频被发到网上，会怀疑她下一步要遭受网暴。看到她画性教育绘本给孩子上课，会以为接踵而至的就是家长的投诉……
但好在，在女编剧和女导演的创作体系下，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然而，这种”以为”很有其现实意义。恐惧意味着曾经发生，警惕意味着曾经看见，所以嗅到风吹草动，我们就会从电影柔和的氛围感中脱离，回到更为冰冷的现实。
可能很多人会发现，比起以前，当下的文艺创作更加柔和了，一些尖锐的冲突被柔和化处理，主人公经常以爽剧的标准模式行动，我们得以短暂地在屏幕感受一些不被为难的人生，以及充满着掌控力的生活。
这可能是因为，在当下，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逐渐滑向某个未知的领域，我们在一步步丧失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我们怀疑任何无底线的坏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感到求助无门，我们感到自己脚下的那根钢丝越来越松，稍微行差踏错就会万劫不复。
所以，没有揭开现实的遮羞布，变成了电影的优点，变成了我们感觉舒适的地方，变成了8分+的保障。而我们也同样知道，走出电影院之后，将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雨雪风霜。
但电影至少做了一件事：它把那些我们在生活中讳莫如深的东西，平铺在了大银幕上。
· 性启蒙
《我，许可》中非常让人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将很多大家在生活中讳莫如深的东西平铺了开来，比如阴道瓣，比如女性的性需求，比如青少年的生理启蒙。
胡春蓉说，很多东西”长大自然就知道了”。但这份”知道”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谈性色变的传统保守观念所催生的是发育霸凌，是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是通过网络色情、低俗段子、谣言获取的扭曲性知识，是畸形的婚恋关系，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的固化。
许可所在的学校，以一个卫生巾互助盒为灵感，开展了一个学期的生理卫生课程。而现实却是，在”高铁是否应该售卖卫生巾”的话题讨论下，诸多男性不但不尊重全球41.3 亿庞大群体的生理需求，还扬言让女性将月经”憋回去”。很难说他们的长大除了自身的性需求外都知道了什么。
现实中，生理卫生课程的发展比高铁卫生巾销售更难推进。
杭州萧山某小学通过 “读书漂流” 发放二年级下册读本，书中出现 “阴茎”“阴道”“精子进入子宫” 等科学表述，家长认为 “尺度太大”“吓到孩子”；被誉为 “北京市首部性教材” 的《成长的脚步》，因内容 “过于直接”“尺度太大”，在推广阶段陷入舆论争议后暂停推进；上海首本性教育教材《男孩女孩》上架后，因家长质疑 “内容露骨”，不久便暂停销售；某地老师因班里学生好奇怀孕话题，借势开展性知识科普，被家长以 “教乱七八糟的东西” 为由投诉……
将生理、性相关知识划归为私密、低俗、羞耻的范畴，与女性受到的系统性歧视，是同源共生的两个问题。
传统农耕社会为了稳固宗族继承、管控人口与婚配，将女性的身体与生育功能绑定，把性严格限定在婚姻繁衍范围内。超出这个目的的生理认知、身体自主，都被定义为不洁、羞耻，以此约束个体行为，维护父权家族秩序。当身体的认知权被剥夺，个体便会处于被动与无知的状态。将生理与性污名化，本质是通过制造羞耻感，控制人们对自身身体的支配权，这种规训长期固化，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惯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许可》中的可怜人又增加了。无论是那个因为一个尿检投诉医生的妈妈，还是因为医生是男的就愤而退号的老太太，都是身在一个被长期规训的环境中苦而不自知的可怜人。
但好在，电影里的孩子们，还有光明的未来。
而对于已经长大的人来说，那些缺失的教育、内化的规训，往往会以另一种形式浮现——比如，和母亲的关系。
· 你对母亲的态度
就是对自己的态度
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你对母亲的态度就是对自己的态度，你对父亲的态度就是你对社会的态度。这句话讲的是心理学上原生家庭投射效应。
在电影里，李雪琴所扮演的绘本编辑点了一下许可：你的怒气好像永远都是针对你的母亲，你始作俑者的父亲在这个过程中却隐形了。那一刻许可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委屈。女儿与母亲，明明应该是同舟共济的人，却在生活中频频产生冲突。
《我，许可》中，更大的篇幅其实就是在讨论这种代际冲突。它非常巧妙地没有去直给这种代际冲突产生的原因，却将它们散落在每一个小故事里——
从青春期就开始被凝视的女孩，缺失的两性教育，在结构的压迫下匆匆进入的婚姻，在婚姻中受到的忽视和母职剥削……
这一切的一切像毛线团一样将她缠绕其中，那个细雨里爱唱歌的小女孩，变成了这个结构下，封闭小气候下的一员。
“小时候，家里没有棉衣，所以冬天一直都是冷的。直到后来，穿上了羽绒服，才知道，冬天也可以不冷。”这句剧中剧的台词，是胡春蓉这个角色最好的说明。
而许可会因为这些愤怒，是因为她从中看到了那个最不想成为的自己——她是自由的，是一个拥有不容侵犯的小世界的人，是一个可以漂亮地行走于世的人，更是一个完整的、无比独立的人。她不愿意在结构尚未改变时，匆匆忙忙地将自己缠进毛线团里，更不愿像否认她独立性的世界妥协。所以，来自胡春蓉所代表的旧世界的拉扯，对她而言是一种恐惧和痛苦。
但在电影的最后，在胡春蓉扔掉她的过去准备重新开始时，看完话剧的许可吃掉了那个剩在冰箱里的鸡翅——像曾经的胡春蓉一样。她意识到了自己曾经”吃掉”了妈妈的一部分人生，自己也是构成那令人窒息的毛线团的一角。
朝菌无晦朔，蟪蛄疑春秋。身处一种被默认的结构性压迫之下的人，胡春蓉在这次勇敢的出走之前，是没能看到真实的世界的。所以母女二人之间会有碰撞，会有被切割的阵痛，会有世界被打破重塑的”流血牺牲”。
幸好，最后走出来的是胡春蓉。但现实呢？现实并不好说。
有人说，《我，许可》太”平淡”了，因为它就在讲每个女人正在过的生活，正身处的现状。许可是幸运的，她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这个壳子，胡春蓉也是幸运的，她在48岁鼓起勇气出走后，有女儿愿意拉住她的手。但更多的人呢？
在曾经，更多的人，变成了退男医生号的老太太，变成了因为尿检搞投诉的女人，变成了习惯了这一切还能哭着喊出”他还是个孩子啊”的妈妈。胡春蓉愿意原谅那个性侵犯犯妈妈，不是因为愚善，是因为看到了，那同样是一个被缠在毛线团里的人。
《我，许可》的潜台词是，我们不需要他人的允许，在我的世界里，我即是王。但同样，如果不抗争，我们将无法拥有独立的世界。
而这部电影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抗争的方式。
· 女性电影
作为一部喜剧，《我，许可》的调性是轻盈的。但我并不希望这种”轻盈”被内化为一种”女性需要自我内化的事物”，因为它的背后是更加沉重的结构性问题。
无论是许可遇到的医疗困境，还是胡春蓉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其本质都是一种沉重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它不是可以靠一句轻飘飘的”自我接纳”“自我和解”就瓦解的部分，而是真实的、切实地压在每一位女性头上的大山。
正如女性在医疗决策中有时会面对额外的审视，比如某些手术需要考量生育意愿，而男性较少遇到类似的前置条件；又如在家务分工上，女性更常被默认为主要承担者。在许多场景下，男性确实更少面对某些特定的障碍。
在权力结构的高层位置，男性占比仍显著偏高，这使得他们在获取某些社会资源时路径更短。而当一种便利长期存在时，它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而非一种结构性的优势。
关于这一点，我的一位前同事有过一段观察：“当一个群体长期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时，他们更容易对自己享有的便利习焉不察。比如在地铁上，有些男性因为怕压到生殖器官而自然地两腿岔开，从不觉得这是在为别人增添麻烦。”
但同样是生理特征带来的需求，女性的处境却截然不同。在偏远山区，当月经到来时，女孩们只能”有什么用什么”，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是她们的选择。
一边是为了舒适可以理直气壮地占用公共空间，另一边是为了应对基本的生理需求却要忍受健康风险、羞耻感甚至失学。
这种”看不见自己的优势”，本身就是优势的一部分。
当然，性别只是影响人生处境的因素之一。阶层、地域、健康状况、家庭背景同样重要，不同维度的劣势可能叠加，也可能相互抵消。
指出结构性的不平等，并非要给任何具体的人定罪，而是说：
当某种不对等长期存在时，受益方往往更难察觉它，就像鱼感觉不到水。意识到这一点，是改变的起点。
父权社会从不是什么人的幻想，而是一个一个具体数字所叠加出的事实，更是每个女性设身处地体会到的事实。
波伏瓦说，将世界呈现为世界，是男人的活动，他们以自己的观点描绘世界，并把自己的观点和绝对真理混淆起来。
而女性电影在一个角隅上打破了这一点，给了世界另一种声音，和另一面的世界被看见的通道。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并不是少数群体。女性是不容被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在文化上、历史上和数据上可有可无的存在。
它打破这个铁桶的一角，让我们看见女性会遭遇什么。“当她们生病的时候，当她们在洪水中失去家园的时候，当她们因为战争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时候。”
“当女性能够带着她们的声音和身体走出阴影时，事情就会开始改变。”
我许可，这片土地上多些女性电影。
不过，在承认妇女的权益是人权之前，我更希望”女性电影”的标签，可以首先消弭于”电影”。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