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读者已经看过媒体报道了,我把事情再简单概述一下:
7月14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曝光湖南省江华县存在耕地“非粮化”及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问题,引发社会热议。调查显示,当地上报水稻种植面积39万亩,而实际享受补贴面积仅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
针对曝光问题,湖南永州市委、市政府已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并承诺立行立改、全面整改。
媒体曝光问题后,地方马上回复“收到”,以及承诺全面整改……
这样的“膝跳式反应”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我想追问一下:
问题的本质是基层干部做假台账吗?
有人说,这种“纸上种田”的闹剧,不仅水分十足,更直接威胁到大国粮仓的根基稳固……可是当地农民不想种水稻,改种南瓜、罗汉果和芋头这些经济作物,有错吗?
政府说的全面整改,就真能做到全面整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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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种田”挨批,真正危险的还不是造假
第一财经
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粮食生产有关问题,反映该县存在耕地“非粮化”、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当地明确的水稻种植面积目标为39万亩,公布的台账显示年年完成,实际并非如此。像2024年只完成了23.8万亩,距目标面积还差近40%。原本该种水稻的耕地,许多种上了经济作物。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这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的粮食安全战略要求。高达近40%的种植面积缺口,已经不是可以解释的正常浮动,而是情节严重的数字造假。这不仅反映当地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暴露当地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的脱离实际。在老百姓自主选择的结果面前,政府给出的目标成了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
江华县的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目标是怎么来的?原来,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目标。为了完成任务,县里把指标分解给乡镇,乡镇又下达给各村。层层部署之下,看起来一切有着有落,只待农民播种插秧,村干部造册上报。
然而,恰恰是最后的环节出了问题。记者采访的多个村镇没有严格执行“良田必须种粮食”的要求。一些村民家的稻田改种了南瓜、苦瓜、罗汉果,有刚改造的高标准农田,种了几百亩芋头。但布置的任务不能不完成,于是村干部在台账上做手脚,不管实际种了多少,上报的数据一律完成,有的还略有超出。后续上级核查也是走过场。为了应对检查,县里甚至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纸上种田”由此出笼。
报道中,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汇报就像写文章一样,只要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要精准,但不可能完全精准的。”可是,差额高达40%,这哪是“不够精准”的问题,分明是对实际情况的预判产生了巨大偏差。这只能让人怀疑,当地在制定事关粮食安全大计的重要生产指标时,究竟有没有进行充分调研和多方沟通,有没有了解市场真实情况和农民的想法?
其实,近年来,农民不太愿意种粮食,原因早已不必讳言——对于农民创收,种田不如务工、种粮食不如种经济作物。河南省特色智库粮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叶曾发文提到,2022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种粮净利润平均不到190元/亩,而蔬菜和水果每亩净收益基本维持在千元以上。因此,农民大多倾向于能外出务工尽量不在家种田,能种经济作物尽量不种粮食。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合理现象。
作为农业县的江华县也不例外,当地领导理应对此有所掌握。有熟悉当地情况的网友算了一笔账:在江华县种一亩早稻,各种成本约850元,按亩产1100斤计算,收入不到950元。一季下来,利润不到100元,还没算本人的劳动成本。而种植罗汉果、烤烟、芋头等经济作物,收益可达水稻的10倍以上,外出打工的收入更是多达数十倍。
报道中提到,现在种粮可享受多项政府补贴,每亩能有四五百元,“可以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这个结论恐怕有点勉强。如前所述,相比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种水稻每亩增加四五百元补贴,显然难以形成足够的吸引力。没有利益甚至吃亏的事情,自然没人愿做,要想真正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鼓励政策还须到位。
任何政策要想顺利实施,前提都是实事求是。制定粮食生产计划,更应结合地方实际,尤其要尊重农民意见,避免盲目行事。对江华县农民来说,是选择种田还是干别的,以及在田里种什么,肯定不取决于县里下达了怎样的指标,而是他们自己的投入产出计算。当地在制定水稻种植面积目标时,如能更加务实,或许就不至于陷入实际只能完成60%的尴尬。
这次江华县遭受舆论批评,直接原因是数字造假,深层原因则是制定政策上的主观主义。这件事告诉我们: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应当成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准则。要尊重人民群众自主权,克服“替农民决定种什么”的冲动;要避免过度依赖行政命令,而尽量使用市场手段管理经济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制定执行政策,更好地激发经济社会活力。
杜绝“纸上种田”,以收益托住种粮积极性(节选)
千龙网
这起“水稻虚假台账”事件……表面看,“纸上种田”是基层干部应付考核、弄虚作假的作风问题;深层看,种粮比较效益持续走低才是根本症结。江华县拥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通过双季稻种植,39万亩的任务并非不可完成。但现实是,一亩水稻的收益远不及种植罗汉果、烤烟或蔬菜。土地租金、农资价格连年上涨,极端天气又推高抗灾成本,种粮利润被层层挤压,农民缺乏种粮的内在动力。基层干部面对硬性指标和执行阻力,最终选择了台账注水这条“捷径”。
要杜绝“纸上种田”,不能仅靠问责了事,必须正视种粮不赚钱这一核心矛盾。只有让良田种粮有利可图,让农民愿种粮、种好粮,粮食安全的基础才能稳固。对此,需要从政策补贴、风险兜底和经营增效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破局之路在哪?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给出了方向,核心就是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价格方面,用好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粮价大幅下跌;补贴方面,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确保直补到户;保险方面,已将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覆盖至全国所有地区。
外部输血之外,更要增强农业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聚焦耕、种、管、收、烘、储各环节,为小农户提供托管服务,通过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产后损耗。鼓励粮食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推广优质优价机制,引导种植高附加值粮食品种,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单产和品质,实现“藏粮于技”。
“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虚假台账更撑不起大国粮仓的安全。根治这一顽疾,不能止于严查问责,更要把工作重心转向服务与支持。唯有遵循市场规律和农业发展规律,让种粮成为有尊严、有奔头的事业,让农民手中的账本真实反映出“种粮有钱赚”,才能彻底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激发亿万农民守护粮食安全的内生动力。
我为基层干部、农民说句话
李国球
湖南永州人,作家、时评员
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湖南江华县“种在纸上的水稻”,当地实际种粮约23.8万亩,上报却达39万亩,15万亩的缺口靠“可视范围种田法”和“真假两本账”来填补。
节目播出后,舆论哗然,指责声大多指向基层干部的造假与失职。然而,作为一个在泥土里刨食的农民,看着田埂上那些被夹在政策与生计之间、小心翼翼徘徊的基层干部,我深感他们的不易与无奈。这场风波不该只是一场对“造假者”的单向围剿,它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农业政策落地时的错位、种粮农民的窘迫,以及基层治理中那些难以言说的隐痛。
一、 基层干部:夹缝中的“兜底者”与“背锅侠”
江华县涛圩镇的干部坦言,为了完成3.5万亩的水稻任务,只能在台账上“再造”2万亩,村干部甚至被包装成“假种粮大户”来应付检查。 外界看来这是欺上瞒下,但身处其中的基层干部,其实是被钉在了“政策刚性”与“农民生计”的夹板里。
上级下达的种粮指标是硬任务,完不成要问责、要丢帽;但农民算的是经济账,种一亩水稻纯利往往只有几百块,而种罗汉果、香芋收益能翻数倍。
在湘南丘陵地带,水田碎片化严重,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老人种不动,基层干部既要面对“非粮化”整治的顶格考核,又要面对农民“种粮亏本”的冷脸。他们既没有调整政策的权力,也没有大幅提高粮价的手段,只能在田头地间发明“可视范围种田法”——公路两旁种水稻给领导看,视线之外种经济作物让农民活。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固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基层身上。正如报道中暴露的,从村到镇再到县,数据造假成了“集体作业”,这说明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分解本身就可能存在脱离实际的“拍脑袋”决策。
基层干部成了系统失灵时的“缓冲垫”和最终的“背锅侠”。平日里,他们是农村老人小孩的“免费保姆”和保护人,疫情防控、防溺水、防火禁烧样样冲在前;到了考核时,他们是数据注水的执行者。他们的无奈,是权责严重不对等的无奈。
二、 农民自主权:在生存算术题面前的苍白
节目里有个细节让人心酸:罗家寨村实际早稻只有140亩,台账却写450亩,多出来的全是村干部虚报的名字。 农民为什么不种粮?不是不爱国,不是不爱土地,是因为种粮只能饱肚子,填不饱“窑洞”。
站在泥土上,柴米油盐酱醋茶要钱,儿女读书要钱,老人生病要钱,农村高额婚嫁彩礼更是压垮许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几亩田的粮食卖不出几个钱,而“非粮化”整治却要求良田必须种粮。 农民在泥土里刨食,自主权究竟在哪里?
当政策规划在空调房里敲定“39万亩硬指标”时,是否算过农民兜里的账?是否看过农村变成“老人村”“空心村”甚至“无人村”的现实?
青壮年流失率超过90%,留下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种粮机会成本极高,种地收益远低于务工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要求农民放弃比较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去种粮,本质上是在让农民用家庭生计为政策数据买单。农民的“不配合”,是对生存理性的坚守,而非对国家的背离。
三、 政策规划:别让“国之大者”悬在半空
粮食安全无疑是“国之大者”,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守。 但守住红线不等于用“数字游戏”来糊弄。江华县的问题在于,把复杂的农业经济问题简化成了简单的数字摊派,把“保面积”异化为“保台账”。
政策制定者需要多到田头地间走走。丘陵地区的机械化短板、双季稻的劳动强度、农资价格的连年上涨、粮价涨幅的停滞不前,这些地气决定了农民的选择。
如果种粮收益长期低于经济作物,仅靠行政命令压制“非粮化”,只会陷入“越压越假、越假越压”的恶性循环。
真正的粮食安全,不应该建立在基层干部熬夜造表和农民忍痛铲掉果蔬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种粮有钱赚、干部有干劲、政策有人气”的良性循环上。
记者采访此类事件,也应一分为二。既要揭露数据造假的乱象,也要深挖造假背后的结构性困境——指标是否合理?补贴是否到位?粮价机制是否保护了农民?调查问卷要想到阳光面,也要注意阴暗面的始末。
四、 出路:把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拉回桌前
江华的“纸上种田”是一记警钟。要拔出这棵虚妄的稻苗,得从根上施肥:
- 给指标松绑,给实际留口子。 种粮任务下达前应有充分的实地调研和科学论证,区分平原与丘陵、宜粮与不宜粮,避免一刀切的硬摊派。
- 让种粮有赚头。 完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打破“唯大户论”门槛,让小农户也能拿到实在的补贴;通过保险、收储、加工链条提升比较效益,让农民觉得“种粮不亏”。
- 给基层减压赋能。 减少形式主义的台账考核,用卫星遥感和实地抽查代替人工填表;建立基层向上反馈真实困难的畅通渠道,别让干部只能在造假中求生。
-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乡村振兴措施行不行,看农民高兴不高兴。产业怎么选、土地怎么种,多听泥腿子的意见,别用空调房里的蓝图代替田埂上的现实。
结语
《焦点访谈》撕开了江华的伤疤,但伤疤底下,是无数基层干部小心翼翼的挣扎,是无数农民在生计与政策间艰难的权衡。他们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同一块土地上共担风雨的守望者。别让基层干部在问责中寒了心,别让农民在算盘里丢了田。政策规划多接一点地气,田头地间就多一份人气;干部和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大国粮仓的根基才能真正稳在泥土里,而不是飘在Excel表里。
纸上种粮——台账造假为哪般?
锅不能扣给基层!
何允辉
浙江义乌城西街道何斯路村原村支书
39万亩台账,23万亩真相:谁在逼基层干部“纸上种田”?
大象新闻
据央视报道,湖南江华,实际种水稻约23.8万亩,上报近39万亩——差了约15万亩,全靠纸面补齐。好家伙,原来种粮任务不是在地里完成的,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
但我想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些没种水稻的田,荒了吗?
没有。农民种了南瓜、苦瓜、芋头、罗汉果。田地没有荒废,庄稼长势喜人。关键在于,农民也没有因此冒领一分钱的种粮补贴。
那问题来了:农民在自己的地上,种了合法作物,没荒地,没骗补,怎么就成了需要“整改”的问题?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白纸黑字:“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蔬菜和粮食是并列关系,都是合法选项,不是非此即彼。《粮食安全保障法》第十三条同样规定:“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更有意思的是,该法第二条明确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当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什么叫大食物观?就是不能只盯着稻麦等主粮,薯类、豆类、蔬菜、水产都是食物安全的一部分。
这事儿,到底错在哪?错在任务上。
江华县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上级却下达了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32万乘以一个双季稻系数,简单相乘,任务就下来了。江华是什么地形?山地、丘陵,水田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这是央视的原话。山地丘陵区的水田,水源、排灌、日照条件千差万别,不是每块田都适合种双季稻。
但任务不管这些。任务只认数字:32万亩农田,就必须种39万亩水稻。检查组来了怎么办?“可视范围种田法”——公路边种水稻,里面种南瓜、种芋头、种罗汉果,台账上全种满了水稻。一位县领导说:“至少目光所及你要种水稻。”
目光所及。多精妙的四个字。目光所及之处种水稻,目光不及之处种民生。
别急着骂基层干部。想想他们的处境:上面压下来39万亩的任务,完不成要通报、要约谈、影响考核排名。但农民种一亩水稻,补贴加上收购价,一年忙到头,净收入可能就几百块钱,种不好还可能赔钱。种一亩罗汉果、一亩芋头呢?收益是水稻的好几倍。基层干部能怎么办?强按牛头喝水?且不说做不到,《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种植自主权,只要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弃耕抛荒,种什么农民自己说了算。
那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在台账上“完成”。这不是个别干部的品德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任务逼出来的。
制定任务的人,下到田里看过吗?问过农民愿不愿意种吗?算过农民种一亩水稻到底能挣几个钱吗?考察过山地丘陵区的水利条件吗?如果没有,那这个任务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就是官僚主义。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的是收益,不是面积。面积是手段,收益才是根本。农民种地不挣钱,你定多少万亩的任务都白搭——他要么不种,要么种别的。
粮食安全不是靠台账上的数字守住的,是靠种粮的人守住的。种粮的人是谁?是农民。
真正的粮食安全,是让种粮的人有尊严、有钱挣、有奔头。靠补贴激励、靠科技赋能、靠基础设施改善,让农民觉得种水稻值得,他自然就种了。
纸上种田,表面看是数据造假,根子上是官僚主义。上面的任务拍脑袋定,中间的考核走马观花查,下面的台账闭着眼睛造。粮食安全不是一道算术题,不是在办公室里写个数字就万事大吉。它是一道关于人的题——关于种粮人的生计、尊严和选择权。
土地不会说谎,庄稼不会骗人。骗人的,从来都是那些只盯着数字、不看见人的眼睛。
保护耕地,先要保护种地的人;守住粮食安全,守的不是台账上的39万亩,是土地上那个活生生的人。